大姨的故事

2018-06-04 17:14:17来源:泰州晚报

  【作者简介】陈社,亦名肖放,泰州海陵人,做过农民、工人、职员、公务员,著有散文集《坦然人生》、杂文集《不如简单》、小说集《井边》、评论集《向平凡致敬》等作品。

  大姨的故事

  □陈社

  妻的大姨高凤子今年90岁了,她10岁时因日寇轰炸离开家乡,和弟妹们随母亲去了设在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父亲处,后又为求学独自辗转江西雩都、南昌、南京等地,20岁参军南下,直到50岁后才回来过几次,都是来去匆匆。这次返乡,她准备住上几个月,开始了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一段时光。

  老人家极为健谈,她的经历犹如一部传奇,充满了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。今天先和大家分享一个。

  大姨手头有一把黑色的小剪刀,比我们以前用过的折叠式剪刀还要小,却锋利得多。剪药袋、开奶瓶、修指甲……每天都在用。妻拿起桌上的大剪刀递给她,她不要,说我这把小剪刀用惯了,用了快70年了。什么?这是什么剪刀?能用上70年?是的,是一个战友送给我的,云南产品,质量好。我的这位战友叫彭健民,牺牲了。

  大姨于1949年6月在中央大学(后改名南京大学)读书期间投笔从戎,参加了刘邓大军的西南服务团,被编入云南支队。当年10月南下,先是坐闷罐车,经郑州、武汉到长沙。由于接下来得步行去云南,加之天气转冷,棉衣还没发下来,走掉了不少人。于是在长沙补员,彭健民就是那时参的军。他是当地人,正读高中,被分到了大姨任班长的四大队五中队四班当战士。11月从长沙出发,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,到达昆明郊区,然后分配工作。他们所在的五中队一百多人全部分到了武定专区,转为地方干部。

  在武定,有五位同志被调昆明再度入伍,去了二野四兵团政治部文工团--大姨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五位同志都是行军途中文艺演出的骨干,分别是主演、作曲、美术,大姨是写诗朗诵、快板书等节目的业余创作员。其余同志都分到了武定专区所属各县的党委、政府,彭健民也在其中。

  几个月后的一天,大姨巧遇来昆明开会的彭健民。小伙子告诉她,他被分到禄劝县计委,主要任务是打土匪和开展“减租退押”运动。说话间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送给昔日的班长,介绍说,这是他们邻县禄丰著名的“素把剪”,所谓“素把”,乃铁的本色之意。“素把剪”创始于清代光绪年间,由于刃口加入的钢材独特,刀锋刚而不脆、利而不卷,十分管用。大姨说,这么好,你留着自己用吧!小伙子笑着又掏出了一把给她看,说我现在有薪水了,买了好多把带来,就是准备送给一起南下的战友做个纪念的。

  昆明一别,他们又失去了联系。西南服务团的成员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(参加服务团的基本条件之一),很多人在历次运动中遭到审查、蒙受冤屈,不少同志已下落不明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以启动,西南服务团的一些老同志也积极参与进来。云南省委组织部专门设立了“西南服务团党史组”,请他们帮助梳理、联系当年的服务团成员。大姨便把她那个班的战士名单列了出来,一个一个地查找,唯独彭健民找不到。原来他早已牺牲了,就在那次昆明别后不久的一天,许多战友所在的禄劝县城遭土匪包围,我党88名干部被抓走杀害,20岁的彭健民就在其中。

  大姨寻访了不少老同志,又意外获悉一个新情况:88位烈士中有一个同志并未遇难。那是一位叫陈宝荣的女同志,当年她也是在南京参加的西南服务团,随云南支队一起南下,和彭健民一起分配到禄劝县,又一起被土匪抓走的。她被几个土匪轮奸后,土匪的二头目把她从刀口下抢过来做了老婆。在土匪的严密看管下,她痛不欲生,熬过了惊恐、屈辱的日日夜夜……终于等到了一天,她趁看守麻痹时逃下了山,将襁褓中的儿子放在路边,一路狂奔回到县城。不料县委已物是人非,接待她的人一脸鄙视:“你为什么不自杀?”随后宣布她为“叛徒”,决定将她遣返,命她自行回乡。她沿路乞讨回到了南京。回家后的这几十年,她靠帮人糊纸盒、打零工为生,始终孑然一身。大姨去宁找到她时,这位以美貌闻名的同龄战友已满脸憔悴、垂垂老矣。作为唯一的幸存者,她回忆了当年战友们顽强抵抗,最终不敌而被抓走杀害的情景,几度泣不成声。陈宝荣是战友中获得平反的最后一人,虽几经周折,终于重获新生。此后,她以伤病之驱全身心地为社会服务,被授予社区模范、优秀离休干部等光荣称号。

  西南服务团健在的老同志们自发捐款,为87位烈士重修了一座集体墓葬。遗憾的是,这些烈士的姓名至今都未能凑齐(有南下干部,也有当地干部),其中的许多人早已尸骨无存。